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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外无科学?
时间:2019-06-11 13:36信息来源:本站原创


      搜集资料的目的,是为撰写论文开拓思路,提供理论依据。因此在搜集资料时,应根据论文的需要,把和科研课题有密切关系并要引用的资料做好卡片,注明文献的出处、作者、题目、杂志名称、卷、期、页数、年代等,漏一不可。否则等到文章写好后,注明参考文献时才发现缺少项目,又得重新找,白白浪费时间。    一般搜集资料分三步法:  ①根据探究课题选择检索工具;  ②确定检索方法;  ③查阅原始文献。  搜集论文需要的文献资料应非凡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摘要:  ①在方法上沿用前人的,或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;  ②在理论熟悉上支持本文观点的;  ③前人探究的结论和自己文章所述不同,需要加以说明的;  ④前人对本文所探究的问题存在争议和正在探索的。

    当然,特朗普很快澄清,这又是针对白宫的假新闻;但别忘了,他同时也留有余地说,如果他真要派兵,肯定比12万人还要多。  兵不厌诈,战争阴影笼罩波斯湾,关键时刻,中国表态了。  新华社前天的报道很短,就三段话,全文如下:    扎里夫赞赏中方为维护伊核协议发挥的重要作用,愿与中方加强双边和多边协调,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多边主义。

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外无科学?

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,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,完全可以殊途同归。

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。

文/石英7月14日,国内几乎所有大媒体都同时发布了一则“新闻”: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公布“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”研究成果,推选出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、技术发明、工程成就88项。 由此,中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数量上翻了22倍。 我这里给“新闻”打上引号。

首先,刚刚发布的最新大型研究成果,当然是新闻。

然而新闻的内容却是历史,是千年前早已发生的事实的梳理、筛选和归纳。 “四大发明”是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归纳提出,遂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标志。

而认定这88项重大科技成果,经历了百余名中外科学家历时3年的严谨考证认真比较,其原创性、先进水平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,每一项都不亚于火药、指南针、造纸和印刷术。 打破了国人的固有印象,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止“四大发明”!这条消息发布后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,很快就被“南海仲裁”“土耳其政变”之类“更加重大”的新闻所掩盖。

但我还是想问一问,中国古代这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者姓甚名谁?——未能从各方报道中找到,估计,大多都无从查考。 四大发明中,我们知道蔡伦造纸,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,其余还有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者记载不详。 中国最权威机构的专家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认真筛选出的88项古代重大科技成果,绝大多数还是难以归结、追溯到某位具体的发现者或发明人。 像这些无从查考的发明创造,我们都归功于“劳动人民”。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。

今天的我们生活在“后工业”时代。

我们生活中一切“现代化”的器物,汽车火车飞机轮船,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,似乎全都是外国人的发明创造。 我们接受的教育,科学家、发明家,印象中都是有名有姓的外国人。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,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,爱迪生发明了电灯、电话……为什么老外的大大小小发明能够载入史册,而中国人却没有?原因可能与历史年代和知识产权制度有关。

可以看到这次公布的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距今大都年代久远,那时尚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;而外国科技发明主要是在近代两三百年间,伴随着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,于是有了较为完善的记录。 进一步,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“家国文化”,是一种重集体、轻个人的文化。 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鲜明的“个人主义”色彩。 因此,科学发现技术发明,西方人锱铢必较地争夺署名权、优先权;而中国人的发明创造,个人的作用往往都被时代所淹没,只能是“劳动人民”集体的成果。 即使到今天,中国大陆迄今所获两项诺贝尔奖中,文学奖获奖者莫言,其作品署名明确没有争议;屠呦呦获得自然科学奖项的医学奖,却在国内尤其同行中引起轩然大波,因为有人认为那是“集体成果”。 “四大发明”全部属于技术发明。

“八十八大发明”中,技术发明45项,仍占多半;但还有科学发现创造30项,工程成就13项。 打破了过去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发明而没有科学发现的成见。 但遗憾的是,这些古代科学发现普遍是孤立的单项发现,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。

如“小孔成像”未能上升为光学理论,“勾股容圆”没有表述为数学定律。

仍然不能改变的结论是:中国古代有“技术”而无“科学”。 技术,是经验积累,是熟能生巧。

科学,则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。

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在西欧。

文艺复兴催生了“科学革命”。

一般以1543年哥白尼发表《天体运行论》,其基于“日心说”的宇宙体系公之于世为标志,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。

伽利略将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,牛顿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出版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本范式,一步步走到今天,科学成为无比庞大的知识体系。

可以看到,人类历史上实际先有技术后有科学。

早期的技术与科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,互不相干、各自分离的。

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,经验技术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,逐渐演变为先有科学理论发现,后有技术发明创造,再到生产应用。

且科学——技术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,融合越来越紧密。 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,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。 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产生了发电机和电动机,热力学定律指导内燃机的不断改进。 电力和内燃机应用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。 电子计算机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。 互联网、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。

德国称之为“工业”,我国则是“中国制造2025”。 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以“摩尔定律”加速转化,“科技”愈发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最大力量。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以其毕生精力出版了15卷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》,并提出著名的“李约瑟难题”:中国古代曾经有领先世界的发达的科学技术,为什么却没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?回答这个问题,关乎历史,关乎东西方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。 人类思维方式可简单区分为逻辑思维和关联思维。

一般认为,西方文化传统长于逻辑思维,精细量化、实验实证、怀疑批判;东方文化传统倾向关联思维,整体、模糊、类比、直觉。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。

进一步追溯,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时期城邦制的广场辩论传统,产生了形式逻辑;柏拉图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,展现科学理性的怀疑、批判精神;毕达哥拉斯学派认定“万物皆源于数”;德谟克利特“原子论”;欧几里德几何学严密的逻辑推理;这一切,的确构成了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和根基。 “李约瑟难题”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命题:西方科学文化优于“非科学”的东方文化!在今天,“科学”的地位已十分神圣。 意味着正确,代表着先进。 科学精神包含了怀疑、批判的精神,但“科学”本身却不容有丝毫怀疑。 什么是“科学”,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儿——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标准。

于是,中医被判定为“伪科学”;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被归于“神秘文化”、“玄学”。

不知不觉中,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落后文化低劣文化的代表,在强势的西方科学文化面前,我们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。 深究一下,科学一词,英文science,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识、学问,尤指分类的知识、学问。 如果把“科学”就理解为产生于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,那么,中国古代压根就没有科学,当然也没有科学家。

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,科学,包括了全人类认识世界、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积累、创造、发现、归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。

那么,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虽未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,但也为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。 在此意义上,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,墨子、扁鹊、张衡、祖冲之、贾思勰、沈括……不是要以“我们的祖先曾经多么了不起”的阿Q精神来自我安慰,没这个必要。 罗列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,让古代科学家名垂史册,至少表明,我们的祖先不笨。 还要说明,东西方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。 当人工智能“阿尔法狗”完胜人类棋手,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、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。 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,但人类对于宇宙、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“万里长征第一步”。

科学研究中,非线性的直觉思维能力有时更优于复杂的逻辑推理计算能力。

对未知的探索,生命科学、量子科学、宇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,开始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和答案。 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,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,完全可以殊途同归。

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。 (注:石英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,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民生组组长)。